在大动荡那会儿，挺多老资格的人物不是被晾到一边，就是挨了整。当然啦，也有人被火速提拔上来，比如说广州军区的参谋长阎仲川。他刚风光了没几天，结果又一头栽了大跟头。

阎仲川在抗战刚开始那会儿就投身革命了，最开始只是个参谋小兵。他最觉得可惜的就是，不管是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还是后来的和平年代，他都没能亲自领兵上阵，一直都在参谋的位置上待着。

抗战那会儿，在冀中军区，吕正操将军手下干活儿。那时候，当参谋这事儿还没个准儿，没啥专业讲究，像啥地图作业这些技能都缺着。他进了司令部，虽然挂着参谋的头衔，但其实干的都是些跑腿打杂的活儿。

抗战快完的时候，我跟着吕正操去了晋绥军区，干起了参谋的活儿。等抗战一打完，我们又一块儿跑到东北去工作，我就留在了东北民主联军。时间一晃到了1946年夏天，司令部新来了个参谋长，大名刘亚楼。

刘亚楼在红军那会儿，既当过管打仗的干部，也搞过政治思想工作。到了抗日战争，他还跑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了一番，学完之后就在苏联红军里当参谋。因为他受过正经军事教育，所以就把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正规方法，带回了东北民主联军。他着手培养参谋人员，建立起参谋业务体系，让每一个参谋都能把业务吃透、搞明白。

阎仲川到这时候，才算是真真正正地干起了参谋的活儿。

我在“四野”的指挥部里，亲眼见证了四野所有的大型打仗事儿。慢慢地，随着经历的事儿多了，我做参谋工作时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主意。

新中国一建立，他就留在了广州军区，一心一意守在那里。广州军区嘛，得守着咱们祖国的南大门，得防着蒋军的骚扰，还有海上、天上的各种威胁。他呢，在军区里干了不少职务，像作战部长、副参谋长、参谋长这些，帮司令员黄永胜分担了很多活儿。

1969年，阎仲川迎来了人生中的大转折，直接从军区参谋长跳到了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。按常理说，副总参谋长那都得是打过无数硬仗的老资格，军衔不是上将就是中将，而他呢，当时还只是新中国里一个校级的小军官。为啥他能坐上这个位子？说起来有两个关键点。

首先啊，咱们的老上级黄永胜现在已经升官成了总参谋长，他觉得阎仲川这人特别好用，得心应手，所以就向上级写了申请，把阎仲川给弄到了总参那边去帮忙。再说说总参那边的情况，那时候副参谋长有好几位呢，像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他们仨，虽然挂着副参谋长的名儿，但实际上他们主要还是在空军、海军、总后勤那边忙活。总参正好缺人手，这样一来，也给黄永胜找了个正当理由，把阎仲川给调了过去。

这一年可真是非同小可，中苏边界那边打响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。他呢，身为副总长，也掺和进了制定那个“一号命令”的事儿里头。

1971年九一三那档子事儿一出，他肯定是躲不过去的，一下子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，前后也就两年的光景。在那两年里，他算是资历最嫩的一个，所以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秉承着“不看领导脸色行事”的态度，跟那些老前辈、上司们是很少来往的。事情既然出了，那他多多少少肯定是会被扯进去的。

到了八十年代那会儿，他的事儿总算是有了个一清二楚的说法，那就是不再当兵了，给安排了相应的福利待遇，让他离休享福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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